向勇：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內涵、價值旨歸和邏輯進路
內容提要：技術社會整體論是探究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全新視角。數字文化產業體現了文化創新與科技創新的融合創新，高質量發展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文化產業轉型發展的根本遵循。新質生產力賦能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是文化內容的高品質發展、生產手段的高科技發展、文化消費的高體驗發展。反思技術決定論，就是在認可技術對文化產業帶來的深遠影響的前提下，審慎看待技術革新在文化產業領域的適用范圍和程度。技術社會整體論不以單一的視角去看待技術的作用，而是以集合論、整體觀、系統觀去看待技術及其與社會的互動機制，是對技術決定論的批判和對社會建構論的超越。技術社會整體論是馬克思主義新質生產力觀的具體體現，是一種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的理論洞察。技術社會整體論要求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注重制度協同、生態治理和全要素生產率。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數字文化產業、技術社會整體論、技術社會學
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是新時代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顯著特征之一，是新質生產力賦能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體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原創性論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偉大理論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的時代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的結果，是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新的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新質生產力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按照“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邏輯演進，通過“對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最終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
新質生產力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培育和壯大新質生產力是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高質量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國內外發展形勢和現階段中國發展實際提出的全新發展理念，有著深刻的歷史內涵和深遠的時代意義。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也是文化產業轉型發展的根本遵循。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是文化內容的高品質發展、生產手段的高科技發展、文化消費的高體驗發展。放眼當下，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對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起著決定性作用。著眼歷史，技術變革已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林毅夫提出，技術的不斷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在人類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明的演進中，技術都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工具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具有首要作用。
然而，應該如何審視技術給文化發展帶來的影響？如何看待技術在文化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技術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良性關系應該如何建構？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要以新質生產力觀去審視數字技術給文化產業帶來的觀念影響和價值變革，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觀去審視技術社會整體論的價值意涵。技術社會整體論是一種探究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全新視角。技術決定論在本質上是一種技術工具決定論，其已成為當下技術政治學和技術文化學的流行性觀點，強調人可以有效地控制機器。社會建構論強調社會關系重構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技術對社會具有優先作用，但又受制于社會其他因素的影響。技術社會整體論在批判技術決定論和超越技術建構論的基礎上，以一種社會有機整體的視角重新審視技術與社會的作用機制，重構技術-人-社會有機協同的整體系統。
一、新質生產力：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的賦能機制
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技術創新動力。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文化與技術融合發展、生生不息的演進史。文化生產與消費是一種無限生產和無限消費，是對物質有限性的突破和時間有限性的突圍，而文化技術在其中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人類社會的文化生產力取得的每一次歷史性的突破，都是文化技術革命性創新的結果。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高希（William McGaughey）將“文化技術”視為人類文明的界定前提和發展動力，他將世界文明史劃分為表意文字、音標字母、印刷技術、電子影像以及計算機或數字技術等五個階段。可以看出，從印刷技術到電子技術，從數字技術到智能技術，文化技術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文化生產方式、文化分配形態、文化交換體系和文化消費模式的變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前，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智能技術在文化領域加速創新，正在重塑文化發展的“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高度重視高新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推動公共文化數字化轉型和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
新質生產力改變了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增長方式。文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實踐結果，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精神動力。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具有人文主義的價值立場，認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卻導致了人的勞動異化，造成勞動者勞動的對象化，使得勞動者與其生產的勞動產品相對立。社會主義制度是對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根本超越，實現了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內在統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一個社會所內含的道德信仰、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禮儀習俗、制度規范等文化要素，已經成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新質生產力要素既有傳統文化生產力要素的繼承性，也有紅色文化生產力的傳遞性，更有先進文化生產力的積淀性。
新質生產力重構了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績效評價機制。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魂脈，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新時代文化傳承發展要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社會與經濟、藝術和政治之間的辯證關系。文化新質生產力是技術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的結果，其通過重新優化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和數據等文化生產要素及其組合，實現全文化生產要素的新質變革和新質賦能。文化新質生產力要推動文化資源、文化遺產、文化藝術、文化傳媒、文化創意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形成文化高質量發展范式的質態創新體系。新質生產力通過改造傳統文化生產模式、培育新興文化業態，完善現代文化生產體系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文化生產的模式優化、文化服務的功能完善、文化消費的形態創新和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
新質生產力重塑了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治理體系。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高速發展，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文化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對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目標和融合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數字文化產業體現了文化創新與科技創新的融合創新，是數字技術在文化生產領域的創新應用，是國家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的結果。2017年4月，文化部在《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數字文化產業”的概念并明確其發展方向，提出要以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為抓手，推進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在《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實現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各項指標。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確定國家文化數字化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實施路徑。2022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提出“加快文化產業數字化布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標志著文化數字化戰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數字化戰略是中國式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方略，包括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和文化產業數字化兩個組成部分，是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根本體現。
二、新質態要素：數字文化產業的文化新質生產力特征
文化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文化發展起著廣泛而深刻的推動作用，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生產領域表現出來的新形態和新范式，是文化領域先進生產力的時代呈現。文化新質生產力是推動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具有鮮明的價值內涵和時代特征。作為文化新質生產力的要素，文化勞動者新質創造力、文化勞動資料的新質生產要素、文化勞動對象的新質價值共同作用、相互協同。
文化新質生產力要求賦能文化勞動者新質創造力。創造力是勞動者的本質特征，是人區別于動物的內在屬性。勞動作為人的本質，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表現為一種極富創造力的勞動形態。創造力勞動是一種創意勞動，在文化新質生產力的要求下表現為一種新質創造力。新質創造力是人的獨特的勞動能力——創造力的極大釋放。文化勞動者無論從事個體創意勞動、團體創意勞動還是組織創意勞動，都需要具備人文素養、內容創意和技術創新的綜合能力。美國未來學家凱文·凱利指出，在未來一段時間，“你”暫時不會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會被更擅長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替代。新質創造力是個體創意、集體創意和人工智能創意的融合創意，其要求營造全民創意的社會氛圍，塑造寬松自由的市場規范和競爭機制。新質創造力勞動者是一種技術創新與文化創新深度融合創新的勞動者，是一種個人認同與文化認同、群體認同相統一的勞動者，其具有強烈的自我激勵和廣泛的社會鏈接能力。
文化新質生產力要求形成文化勞動資料的新質生產要素。勞動資料是勞動手段及其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傳統勞動資料和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和資本，新質勞動資料還包括技術、數據等。文化新質生產力要求文化領域的勞動資料不斷突破生產要素，積極推動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生產要素的協同配合和優化組合。當前，數字文化是文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領域，是數字技術生產、網絡技術傳播、沉浸式技術消費相統一的新型文化業態。文化大數據作為新的勞動資料和生產要素，是文化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展數字文化、實現國家文化數字化轉型戰略、建設中國式現代文明數字基礎的重要生產要素。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創意已被廣泛應用于文字、圖像、音頻和視頻制作，正在重構文化創意的生產模式和人機協同的合作機制。文化大模型是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在文化領域的深度應用，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文化機構的文化數據確權難、文化數據存量大、文化數據關聯弱、文化數據交易成本高、文化數據治理效率低等問題。
文化新質生產力要求挖掘文化勞動對象的新質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對象是人的勞動得以展開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是人類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的實踐對象，包括自然勞動對象和人化勞動對象。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勞動對象的載體從大自然的“第一性物質材料”轉變為超自然的“第二性非物質材料”，勞動對象的形式也從原子化的機械形式轉變為數字化的智能形式。文化新質生產力是一種技術社會整體論的生產力，要求發揮勞動對象的技術社會整體價值。這種整體價值既包括有形價值又包括無形價值，既包括當前價值又包括長遠價值。新質生產力要求平衡好勞動對象的顯性價值和潛在價值，實現文化的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主要表現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這是文化勞動對象新質價值的根本體現。要充分挖掘文化勞動對象的新質價值，就要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的需要，從根本上堅守“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文化新質生產力高度重視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要素的新質態特征，不斷增加文化生產力三要素“量的投入”，不斷促進文化生產力三要素“質的提高”，不斷加強數字文化生產力三要素之間的優化組合及其“質的躍升”。文化新質生產力追求數字文化產業的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注重數字文化生產效率、數字技術進步、數字文化規模效應和數字文化協同價值的整體效益評價。
三、技術決定論：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價值反思
新質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觀的當代反思，其要求重新審視數字文化產業背后的技術思維。技術決定論是當前數字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占據主流的一股認識思潮。在這種認知狀態下，技術被視為主動的、積極的、進取的，處于“決定”的地位；而社會則被視為被動的、靜態的、被支配的，處于“被決定”的地位。“決定”的本義指一個事物的變化是另一個事物變化的先決條件和主導力量，是兩個事物之間的依存條件。據宋朝龍的文獻考察，技術決定論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提出。凡勃倫將科學技術視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而不僅僅是一種先決性條件和主導性力量。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了“機器操作-技術人員”和“企業經營-企業家”兩種生產方式和生產主體的根本性矛盾。這種矛盾的解決需要科學技術不斷提高，技術人員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直至出現“技術人員蘇維埃”。凡勃倫認為，只有工程技術人員聯合起來，依靠工程技術人員的階級自覺，才能破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他將“技術人員蘇維埃”當作突破資本主義社會困境的“技術烏托邦”，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技術神話的價值想象。
技術決定論是一種技術自主性力量的放大效應的價值認知，其認為技術的變化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推動力量，技術的變遷從根本上導致社會的變遷。技術決定論是一種強技術決定論，它將技術變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置于一個神圣的話語體系，將人類進化、朝代更替、經濟增長、文化繁榮、國家形態和國際秩序變化的根本原因都歸結于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技術進步。技術決定論無視技術產生于社會又反作用于社會的本質特征，忽視技術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其是一種技術制約社會的決定論。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文化產業發展史的確就是一部文化技術變遷史。15世紀以后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運用催生了出版印刷業、新聞報刊業。18世紀以后蒸汽機在交通運輸上的運用推動了文化旅游業的發展。19世紀中期以后隨著照相機、錄音機、電報等電子技術的發明和廣泛使用，人類社會出現了唱片、攝影、廣播、電影、電視等文化產品。20世紀中葉以來，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智能技術讓數字文化新業態以高歌猛進的態勢不斷涌現，電子游戲、數字動漫、網絡文學、在線直播、虛擬旅游等數字文化產品正在全方位地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技術烏托邦的神話一次次挑戰個體文藝創作的方式和社會文化生產的機制。美國媒介學者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將人類技術的發展分為工具使用、技術統治和技術壟斷三個階段，他甚至悲觀地認為技術壟斷階段就是人類社會處在文化向技術投降的歷史時期。
然而，在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來，技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是內在于人的本質特征，技術是一種人的具身性的價值存在。斯蒂格勒將技術納入時間的維度，以愛比米修斯與普羅米修斯兄弟倆的“過失”與“彌補”的相反行為，隱喻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于兩種性質相反的技術之中。他認為人類是愛比米修斯的遺忘和普羅米修斯的盜竊的產物，是兩種“過失”的產物，人的誕生神話就預設了人與技術的相互關系。技術不是一種無機物，而是一種有機物。借此，斯蒂格勒希望人類技術超越傳統意義的技術決定論或技術工具主義觀，與人自身一起處在一個不斷進化的時間進程之中。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必須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技術進步對于勞動者素養的提升、勞動工具的完善和勞動領域的拓展都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但技術作用的發揮又離不開生產勞動的過程和生產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技術決定論用“技術”代替“生產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數字文化產業本身所內含的文化創新的價值要素和文化創意的內容意蘊。因此，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在數字技術的作用下，數字勞動者、數字勞動資料和數字勞動對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數字創意勞動過程中實現數字創意的價值的創造、流通、分配和消費。
反思技術決定論，就是在認可技術對文化產業帶來深遠影響的前提下，審慎看待技術革新在文化產業領域的適用范圍和程度。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技術并非萬能”，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重視文化創新，注重數字文化產品的內容創意，注重數字文化產業中文化價值的彰顯；另一方面，也要對“技術中立論”保持必要的警惕，技術不是獨立于社會之外的，要看到技術的人文屬性、階級屬性和國家主權屬性。文化產業領域對技術手段的采用，應服從文化內容的表現、文化價值觀的呈現和審美藝術的展現。
四、社會建構論：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價值超越
技術變革作為一種社會活動，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技術是在社會動態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社會建構論是建構主義指導下的理論和實踐。建構主義是指在社會活動中對那些零散、混亂、錯雜的信息和思想的整合與擴展。建構主義指向人的主體性的積極貢獻。人類社會的一切，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建筑、詩歌、神話、語言、法律和技術等都是人制造的結果，建構主義則是對自然世界和人為世界的主動實踐。鄭永年認為，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正以不同的方式改變著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夠讓國家與社會相互賦權和改造。數字文化產業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是在技術的驅動下，全面統合文化、創意、信息、材料、數據、資本、制度、政策的一套社會實踐。
如此，社會建構論不是以單一的視角去看待技術的作用，而是以集合論、整體觀、系統觀去看待技術及其與社會的互動機制。邢懷濱等認為：“社會建構論者以社會技術集合作為對技術的理解方式，以這一集合的建構過程為核心研究內容，因此可以認為，他們的工作其實是在尋找關于技術發展的一般性話語，試圖建立一種可以包含技術與社會互動的理論框架。”社會建構論將技術置于一套技術與社會充分互動的運作裝置之中。文化生產是一種認同建構和意義建構的生產過程。文化產業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不斷回應社會發展的各項發展議題、各種生產方式、各類消費模式，在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中建構人類社會的價值認同和意義感知。
技術建構論者認為技術起源于社會，技術產生的條件在技術誕生之初就已經客觀存在了。社會文化的現存條件推動了技術的誕生，而技術的誕生又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技術建構論興起于技術社會學，主張從人類社會的整體角度審視技術的價值與作用。技術社會學產生了法蘭克福學派意義上的技術制約論思想，也產生了羅伯特·默頓意義上的技術建構論思想。美國技術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以17世紀英國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為例，論證了在軍事、交通運輸、采礦等行業中，科學技術對文化、經濟的巨大影響以及英國社會生活對科學技術產生的巨大驅動力。
社會建構論旨在解釋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與科技、文化與商業、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內生張力和互動關系。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認為，社會的發展源于技術發明的推動，技術發明導致文化變遷，社會進步的問題是通過發明、指數積累、擴散和調適等因素解決的。數字文化產業的發生過程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風尚、審美風格等因素息息相關。數字技術創新與文化產業實踐是同時建構的，也是互為建構的。社會建構論主張，技術受到一個社會的文化背景、哲學思維、價值邏輯、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社會建構論者關注技術創新擴散和技術外溢效應。技術創新中那些共性技術、知識、信息和思維具有強烈的外部效應，會對技術所在的社區、城市、行業、國家和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公共的、共享的、公平的、長期的。技術具有較強的文化共享性，可以推動一定范圍內的人群共享某種技術創新帶來的觀念和經驗。當前，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受眾操控的社會問題，“受眾在網絡空間中獲得的信息是以‘算法規則’為核心的，容易陷入‘信息繭房’和‘算法牢籠’之中”。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和開源共享構成數字文化產業技術保護、數據保護與文化傳承、知識共生的二元建構邏輯。
社會建構論者認為，利益相關者以技術為媒介，構建起一個技術社會意義上的行動者網絡。法國社會學家布魯爾·拉圖爾和米歇爾·卡龍提出，社會本質是由各種異質實體或要素構成的行動者網絡，而這些異質實體或要素被稱為行動者，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行動者。行動者網絡由行動者、轉譯、網絡等要素構成，其描述的是一種互動、流動、變化、協同的社會關系。數字文化產業的行動者網絡包括文化生產者、文化分配者、文化消費者及其創意機制、交易機制等要素，其描述了數字技術驅動文化產業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價值目標。
五、技術社會背景下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價值建構
綜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技術導向與社會導向，是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二元對立的爭論焦點但是，一個社會應該是有機的、整體的、協同的，一種技術范式是與一種社會形態相適應的。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技術不具有脫離于人類社會的自主性，正如“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馬克思主義技術觀是一種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辯證關系基礎上形成的技術社會整體論。
社會整體論并不是否定單個的、具體的、局部的組成部分，而是以系統、有機、整體的視野看待社會。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提出了有機社會整體觀，他認為社會是一個發展的活的有機體，而這個有機的整體具有其他部分所不具備的新的特征與機制，其中，“秩序”與“進步”是衡量有機社會整體價值的兩大維度。美國后現代主義學者大衛·雷·格里芬認為，有機整體論的前提預設是有機整體論的核心，這個有機整體是部分與部分及部分與整體關系的總和。這個有機整體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有機整體，是一個包括復雜的網絡結構，動態的運行過程的有機整體。數字技術正是在這樣一個有機整體的社會網絡中與其他各要素密切協作，協同推進，構建數字文化產業利益共同體，進而實現數字文化產業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價值。
社會整體大于社會各個部分之和，組成社會整體的各個部門是有機聯系的，技術貫穿于這個平等聯系的全過程。馬克思指出，生產力也包括科學。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正是對工具與理性、技術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有效統合。馬克思認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現代技術作為一套完整的技術體系和技術裝置，正是內嵌于整體的社會網絡之中。對現代技術及其影響因素、作用機制的整合，也是一個社會形態整體意義上的調適機制和實踐過程。
技術社會整體論為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制度協同的理論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6月9日召開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指出：“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數字技術賦能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從整體上破除阻礙文化數字化轉型的機制障礙，從整體上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發數字文化生產力。
技術社會整體論為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確定了生態思維的發展導向。生態思維是一種綠色發展思維，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思維。數字文化產業依托數字化技術、網絡化技術和智能化技術進行文化創意的內容生產、產品制造、流通傳播并提升其消費體驗，實現了數字內容業、數字傳媒業、數字服務業和數字裝備業的跨界創新和融合發展，構建了數字文化生產者、數字文化消費者、數字文化中介者和數字文化監管者之間的利益協同和價值分配機制，形成了一個共生型的數字文化產業生態系統。張振鵬認為：“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是人類社會行為有意識構建的多元主體與外部環境協同共生的系統形態，是數字技術、產業屬性與生態特性在文化領域的系統集成。”
技術社會整體論也是一種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文化經濟發展觀。數字技術差異不僅形成數字文化產業單一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成為數字文化產業整體發展的競爭優勢。數字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是數字文化產業領域內各個數字文化主體作為數字文化生產鏈、供應鏈和價值鏈要素的總和生產率。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文化產業投入產出以及資源利用效率的綜合指標，可用于衡量我國文化產業的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是技術社會整體論的評價指標，是指文化經濟增長中扣除數字創意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數量對文化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后的余值，是數字技術進步、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機構改善等無形要素綜合作用效果的評價依據和核心標志。
結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重構了文化生產、傳播與消費的價值邏輯。數字文化產業是數字技術與文化創意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文化與科技的深入融合，是人類文明走向數字文明的實踐成果。雖然數字文化產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有的行業術語不同，比如“數字內容產業”“數字版權產業”“數字創意產業”等，但大體上都包括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動漫、數字出版、數字影音和數字文旅等新興文化業態。數字文化產業是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智能技術等新興技術在文化生產領域廣泛運用的結果，體現了文化藝術、技術與商業的融合共生。數字文化產業是文化產業發展最為迅猛的領域，是文化產業重要的增長點。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重新審視文化、技術、創意、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價值，構建數字文化產業的創新生態體系。
發展數字文化產業，關鍵在于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文化創新與科技創新的融合創新，要在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的基礎上重構技術社會整體論的價值基石。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力是動力性和決定性的因素，現代生產力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技術是生產力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是當前學術界關于數字文化產業理論認知的較為盛行的思潮，對其應該予以反思、揚棄和超越。技術社會整體論是新時代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邏輯和認知革命。數字文化產業是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最為迅速的部門，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產業領域的具體表現，其打開了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新空間。生產力“質”的變化推動了社會“形態”的變化。數字技術與數字社會相互作用，相互塑造。數字技術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和引導力量，但不是唯一的決定變量。數字技術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推動數字社會的發展變革。在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厘清理論概念，堅決擯棄技術決定論、超越社會建構論，構建技術社會整體論，從總體上、根本上把握新質生產力視域下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認知邏輯和價值思維。
發展數字文化產業，落腳點在于以新質生產力促進文化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和文化產業結構的深度轉型升級。技術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不是根本的、唯一的動力，生產力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數字文化產業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產業的新興發展領域，受技術和社會兩大系統的制約。數字技術催生了文化生產環節的新形式、新業態、新服務和新場景，提高了文化消費環節的質態、品質和感知，重塑了文化產業領域的產消協同機制，實現了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兼具數字化和人文性、技術性與社會性等多重屬性。需從技術社會整體論的價值基礎出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培育和壯大文化新質生產力，重構文化生產關系，實現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力量。
眾所周知，當今時代的我們正處在一個所謂的“后生產”時代、“后物質”社會和“后都市”階段，有學者總結了中外的鄉村都出現了幾種不同的發展類型：第一種是超級生產型鄉村，比如那些城鄉結合部的鄉村，為城市發展提供各種配套服務，基本失去了傳統鄉村的景觀，已經充分城市化；第二種是懷舊消費型鄉村，發展田園綜合體，把農業作為景觀，吸引城里人去鄉村懷舊、去體驗鄉愁，把鄉村打造為一個后現代式的奇觀場所；第三種是正在消失或已經消失的鄉村，中國現在的行政村大約70萬個，自然村200多萬個，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村的數量在不斷減少，這讓我們深感憂慮；最后還有一種是保持傳統風貌的鄉村，維持了古村落的文化景觀、生活業態、生產形態和自然生態，松陽有100多個保護完整的傳統村落，其中國家級傳統村落就有78個。松陽在搶救老屋、傳統村落活化可持續發展、城鄉聯系和縣域經濟建設方面展現出來的理念和實踐，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觀察樣本和學習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