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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每次黨的三中全會都成為對中國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的會議。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旗幟，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將“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作為重要部署獨立提出。那么，從這次會議我們如何讀懂文化改革發展的新要求?

1.進一步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特殊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彰顯。決定提出，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各項事業發展前進的根本動力。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與經濟、科技、社會等領域改革相比，文化體制改革從2003年才開始啟動，這符合改革發展的基本規律和順序，并非文化不重要，而是經濟、科技、社會等領域越改革、越發展，文化就會越重要，文化體制改革起步晚，后面任務就會相比其他領域更繁重，因此，必須加大文化體制改革力度。

2.文化在國家發展總體格局中的新地位充分確立。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部分。文化目標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后，凸顯了文化的特殊重要地位。特別是“要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提法，把文化建設放到了中國式現代化基本內涵的高度。在決定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成為文化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并繼續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健全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以推動文化繁榮，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3.文化領域改革必須從宏觀管理體制深入到中觀、微觀的運行機制。之前通常的提法是“文化體制改革”，這次三中全會提到“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體制”指的是有關組織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間有層級關系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機制”重在事物內部各部分的機理即相互關系，是工作系統的各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也就是說，要更注重文化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本身運行與內部組織的改革創新，激活內生發展動力。要真正發揮文化市場主體的作用，實現文化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以更為合規有序、良性競爭、運行高效的市場秩序服務于文化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單位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加快推進自身內部改革。

4.從制度改革和建設方面對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特別強調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還強調，完善輿論引導機制和輿情應對協同機制，這就要增強對社情輿情民情的回應反饋，掌握輿論斗爭主戰場主陣地的發聲“主動權”。決定還提出，完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制度機制。

5.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的重點和新提法。提出“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這意味著要進一步增強對普通大眾的文化權益保障，加強優質文化資源覆蓋受眾的普遍性、普惠性和便利性，讓“人人都有文化資源享有權、文化成果受益權、文化權利表達權”。同時，為增強公共文化設施的應用效率，提出“公共文化設施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繼續強調健全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提出“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文化和科技融合，重塑了文化的生產和消費，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強調深化文化領域行政審批備案制度改革，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要“管住該管的、放開該放開，守住必爭的。”在充分釋放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的前提下，對新興文化形態要予以審慎包容的態度，以事中事后監管規范主體運營，而不在進入門檻、營業資質等“事前關卡”方面增加不必要的額外負擔。此外，決定還強調，繼續深化文娛領域綜合治理。

6.在決定中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2018 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就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經過近年來長城、大運河、長江、黃河、長征等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規劃綱要的不斷推出和建設工程推進，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構建已經初具雛形。正所謂“盛世修文”，國家版本館、中共中央黨史館、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共香山革命紀念地等一系列“國家重器”的建設開放，讓中華文明得以具象化、載體化和可及化，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響力就在一個又一個的中華文明新標識的涌現中得以不斷加強，續寫綿延不斷 5000 年中華文明的時代新篇章。未來要緊扣中華文明的“五個特性”，在中華文明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發展脈絡中，萃取價值突出、內涵豐厚的珍貴文物，推介一批能夠流傳下去、傳揚開來、代表時代的國家文化地標和精神標識，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7.繼續強調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深化網絡管理體制改革，整合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職能，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適應科技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態勢，提前部署“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和管理機制”，要始終錨定“科技向善”“以人為本”的目標，讓科技解放人、服務人、發展人，而不是讓科技成為“雙刃劍”。這也是處理好發展與安全關系在文化領域的體現，如果說之前時代科技的進步速度還曾經留給我們“先發展后治理”的時間余地，那么現在呈現裂變式的創新速度已經不允許我們“野蠻生長”，要堅持“邊發展邊治理”，讓科技有底線、有邊界、有禁區。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網絡空間治理體系，“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強網絡空間法治建設，健全網絡生態治理長效機制，健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體系。

8.把“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單獨強調。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要深化主流媒體國際傳播機制改革創新，加快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要處理“自述”與“他述”，主動與被動，單向與多向之間的關系，為中國發展構建更為良好的國際環境，塑造可親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建設全球文明倡議踐行機制”。“推動走出去、請進來管理便利化，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